第1231章 僧众

王权与教权对视一眼，冷风吹动心幡，互相漫出复杂的意味，在旁人眼中只以为是禅理机锋交错，浑然不觉这两位神的代行者共同隐藏着一个惊天大秘密。

  也或许，满朝文武皆是灵性通达之人，知似不知，不知而知，是知……耶？

  “国内在籍僧侣、比丘尼共有多少？”

  这问题让法上心中一惊，并不是这个问题有多难回答，而是至尊询问的背后，潜藏着怎样的深意。

  无论如何，都不妨碍法上如实回答高殷之问：“禀至尊，全国上下持度牒在籍的僧尼，应在五十万数内。”

  “连卿也不能精确到人头吗？”

  这样的问题不能用禅语来回答，否则皇帝会展示什么叫王法，尤其面前还是一个攥住他把柄的修罗之主，法上只得惭愧地摇头。

  “也罢……这倒和朕所计大差不差。”

  高殷轻笑，他估摸着也是这个数。

  后人认为齐国佞佛，所以国家僧众极多，事实也的确如此，史料记载齐国有四万多所寺庙，僧尼总数在二百万以上，有些佛教统纪则记录了天保时期有四百万的僧众；数字波动如此之大，自然是有猫腻的，但严格来说，齐国的僧人绝对没有这么多——很简单，国家没有发放这么多度牒。

  很简单的一个道理，北魏诸帝和高欢、高洋再如何佞佛，根本目的也是借助佛教来提高王朝正统性和自身影响力，或许有个人信仰在里头，但也不会不顾一切地放纵民众出家为僧，哪怕四次舍身出家为僧的萧衍，其治下梁朝的僧人也不过八万之众，可见对于僧人，统治者们要的是精而深邃、有影响力的大和尚，而不是治下人人剃度——

  那样就没有人种地了，国家也就征不到劳役和赋税，迟早要崩溃，推崇佛教信仰只是让底层民众有个精神安慰，念几句阿弥陀佛、吮吮宗教奶头乐，每日期盼着今日苦来世幸，证果飞升佛国就一定要实现，才会有继续给国家当牛马的奔头，让他们崩溃得慢些，不是真的让百姓连肉身带财产一起逃避世俗的压迫。

  而且纳钱度僧这种事虽然偶尔会有，但在魏齐并不算常见，这得到一百四十年后的唐朝中宗时期，也就是武则天的废物儿子李显在位时，造寺费财数百亿，才会因为缺钱而下令“钱三万则度为僧尼”，大搞度牒批发；

  后来安史之乱爆发，唐廷为了增加军费，又允许纳钱度僧尼道士，这个口子才越来越大，以致在后世泛滥为潜规则，地方官吏也往往私度僧侣以牟利。

  唐初只有十万僧众，哪怕是在高宗时期，恰好是今年的一百零一年后，耐盲天子李治在天官寺也只度了二十名僧人，可以说是相当克制，至于为什么唐武宗灭佛能“天下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余人”，就得问他的曾曾曾祖母阿武了。

  为了给自己的武周塑造天命，阿武大量启用僧人为其造势，使得僧尼势力蓬勃发展，且由于没有北齐高氏和隋朝杨氏那样的军功背书，阿武对僧人们的依赖更加严重；

  值得一提的是，李治在生涯晚期其实已经对阿武的野心有所察觉而有所戒备，一面剪除李义府等武氏党羽，一面历练太子李弘，八岁就使其监国。

  然而李弘的太子地位动摇的根源却来自于一位高僧，间接促成了武则天的野心，就是李治不能提防而恼怒为难的了，这个人在后世还家喻户晓，人称唐玄奘。

  没错，历史上的玄奘法师其实参与了李治和武则天的政治斗争，且站在的是武则天一方，这其中的原因，则是玄奘一生推崇弥勒菩萨。

  佛教内部各自信仰的菩萨也都不同，就像民间百姓有的拜关羽、有的拜福禄寿，佛教中的弥勒信仰者祈愿上生兜率天，最终在未来世，弥勒菩萨会降生人间，建立人间弥勒净土，信仰者则随弥勒转世一起广作佛事，是大乘菩萨积极入世的精神；

  显庆元年二月，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被追赠为周国公，十一月，李显出生，而李显出生的前一刻，玄奘见一只通体赤色的鸟雀飞入显庆殿，于是进献贺表，称“赤雀呈符，示周王之庆”。

  这可不是一般的象征，而是周文王姬昌出世的圣瑞，高洋就为了应此吉象，在登基的当天，“京师获赤雀，献于南郊”，可见在各种神话异象中，赤雀也是最顶级的那一流，比起赵匡胤的满屋香气、朱元璋的红灯区，艺术成分高了起码三四层楼。

  更神奇的是，在武则天的难月，玄奘就已经请求，如果生的是男子，平安顺产就请皇子出家，而李治喜于赤雀之占，在李显出生后遣其出家，还号为“佛光王”——显庆之显，便是李显之显。

  这就使得李显一出生就镀上了圣王降世的主角光环，不仅号为佛光王，而且在第二年就受封周王，正应了“赤雀呈符，示周王之庆”之语，赤裸裸地暗示李显将是这个时代的“周文王”、真正的降世弥勒。

  而玄奘对李显的这份寄托，被武则天加以利用，武则天从儒家正统中找不到女身登临帝位的理据，就必须求助于佛教，因此利用玄奘对李显的推崇来给自身造势：既然吾儿李显是天命圣人、佛光周王，那我作为他的母亲，更是“圣母神皇”，以此来窃据李显身上的周王天命，故而武则天立国，以周为国号，这代表着开创周朝八百年、缔造出儒家和现今天下宗法秩序的神圣王朝之复苏。

  越没底气的异端就越爱往周朝身上蹭，胡人出身的宇文家如此，女人武则天也如此。

  也因为僧人为武周的开国有着不可抹杀甚至是独一份的从龙之功，僧人们在武周朝有着极高的政治地位，武则天大力扶持佛教、下诏“令诸州各置大云寺，总度僧千人”，直接从官方层面推动僧尼数量的增长；

  那么吃上这波时代红利的僧尼们，在武周朝有着多少人呢？

  五十余万，这是武周时代竭尽全力崇释扬佛，在唐初十万僧众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僧人总数，所以唐武宗时期才能令二十六万僧人还俗。

  而高洋在位的时间比阿武都少五年，甚至要是算上作为皇后和太后，垂帘听政的十六年，阿武足足统治了中国小半个世纪，在她为了给自己塑造佛王金身而不遗余力推动佛教发展的情况下，才让唐朝僧人扩充到了五十余万的量级，那高洋又是如何在阿武三分之一的执政期内，以半壁江山取得阿武八倍增长、二三百万僧众的崇佛成果？

  答案就是，洋子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；前人伐树后人掘土，中间的坑是给齐国诸帝连踩带摔填了不少。

  实际上在齐国建立以前，北魏的僧人就已经很多了，477年、孝文帝太和元年，“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，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”，到了520年的孝明帝正光元年，“四方多事，民避赋役，多为僧尼，至二百万人，寺有三万馀区”，致使东魏皇帝不得不下诏警告各牧守和令长，只要擅自建立寺庙，就按照花费劳工的规模以枉法论处。